跨国公司热衷于扎堆上海，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以及“最国际的中国城市”的独特魅力。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次发布《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》：浦东新区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（其中有60家总部已具有亚太区管理功能），185家研发中心，浦东已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。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。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，但时间已是2006年，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，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。

可见，深圳奇迹、浦东奇迹的背后，是踏准了第一轮、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，它们引领了改革，改革成就了经济奇迹。

一、雄安何以雄与安？

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，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。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，其核心是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”，这标志着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。

第三轮改革的要义是：通过深水区的全面改革，让创新、消费、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，取代过去的房地产、出口和投资。

鉴于北京的巨大规模，雄安只要能分得一部分资源，就可以轻松上台阶。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测算，预计15年后雄安总人口达到540万，累计总投资达2万亿人民币。这将对全国投资增速带来每年0.33个百分点的提振，拉动全国GDP增速0.13至0.19个百分点。在乐观情形下，雄安人口可能在10年内达到670万，累计总投资达2.4万亿，提振每年全国投资增速0.63个百分点。

但是，如果脱离改革这一法宝，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，这样的“雄安新区”想象空间有限，甚至可能陷入“曹妃甸式”的困境。曹妃甸当初被寄予的希望不可谓不大，投入近3000亿，但如今与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，掉入泥潭。曹妃甸的最大教训是：重投资，轻改革。曹妃甸希望依靠钢铁、煤炭等大型工业拉动发展，结果反受其累。

笔者以为，雄安目前还是一张白纸，只要从改革之处落笔，美好未来可期。雄安至少可以在以下改革领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军者，发挥当年深圳、浦东那样的改革效应：

（1）户籍制度改革：户籍制度是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之一，原因在于户籍本身与社会福利、教育、购房资格、汽车牌照等挂钩，阻碍了人口这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。鉴于雄安将吸引大量外来人口，户籍制度能否进行改革探索？

（2）公租房制度：房地产是当今社会最大痛点。雄安新区甫一成立，政府就对房地产交易全面管控，避免重蹈一线城市的房价困局。下一步，雄安能否借鉴新加坡公屋模式，让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能住得起？

（3）简政放权：如果雄安要摆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，就应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，而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创新创业的活跃程度。

（4）PPP：过去几年，尽管财政部、发改委力推PPP（政府－社会资本合作），但效果差强人意。据调查，各地PPP项目的实际签约率不足20%。在一半的开发项目中，所谓的“私营”合作伙伴实际上是国有企业。雄安新区有天量的开发任务，理应摆脱政府和国企“包办”的旧模式，走出社会资本参与的新路子。

（5）摆脱“大城市病”：中国的城镇化棋至中盘，未来仍将有几亿人进城。但是城市却饱受交通、污染等问题困扰。雄安不仅要建设一座“新城”，更要建设宜居的“新型城市”，为中国的城镇化探索新的路径。

二、中国的雄安机遇

雄安新区，从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，衔命而生。依托北京，这是雄安的机遇。但对中国而言，雄安何尝不是一次重大机遇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，是决定中国下一个三十年国运的重大改革顶层设计。但此次深水区的改革，迄今为止进展并不顺利，遭遇既得利益阻力。在2017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，87岁的“改革先生”吴敬琏直言，“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明确，措施得当。问题是执行上，比较婉转的说，还不够得力。”

改革如何破局？与当年的深圳、浦东一样，雄安存量既得利益很小，是一张可以大书特书的白纸。只有担当起第三轮改革领头羊的角色，雄安才可以成为真正的“千年大计”，方可雄与安。